古代易学源自古天文学
需求是创新的动力。本文作者从需求的视角切入,探讨了上古时期古人对天象观察的起源,这一行为源于他们迁徙生活的需求。历法是基于对天象观察的经验累积,其目的在于满足古人更高效驯化农作物的需求。历法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结构,推动了科技的进步,使人类的发展步入了快车道。
一、古人对天象的观察最初主要是为了适应迁徙,掌握四季的更迭和方位。
在一万多年前的远古时期,中华大地上诞生了一位伟大的女性——华胥。为了部族的繁荣昌盛,她率领族人踏遍华夏各地。山东菏泽雷泽湖畔、陕西蓝田、甘肃天水还有山西、河南、江苏、安徽等地都留下了关于华胥的美丽传说。她不仅是伏羲和女娲的伟大母亲,更是被尊为中华民族人文始祖的象征。古老的传说中,华胥带领着部族穿越了茫茫大地,最终抵达了一个神秘莫测的地方——雷泽。在那碧波荡漾的湖畔,她意外地发现了一个巨大的脚印,出于本能的好奇与探索欲,她轻轻地踏了上去。这一踏,仿佛触动了天地间最神秘的力量,她因此神奇地怀有身孕,最终孕育出了伏羲和女娲这两位伟大的神灵。华胥引领部族迁徙的传奇,是上古时期无数部落生活的真实写照。
在旧石器时代,古人的生存条件极为艰苦,他们不得不采取迁徙的生活方式,以求得食物的满足。以部落为单位的迁徙生活充满挑战,饥饿和疾病使得部族的发展步履维艰,缺衣少食这使得许多部族成员的寿命往往难以逾越20岁的门槛。这一艰难处境的根源,在于古人仅掌握了采集与狩猎的基本生存技能。采集指的是收集成熟的野生植物种子,当时的人们已经了解了野生植物从南到北依次成熟的规律。为了不错过这些宝贵的成熟季节,古人必须找到和季节和方位有关的天文现象,为迁徙的时间和路线保驾护航。在漫长的仰观天象中,古人发现和季节、方位相关的天体有两个,太阳、北斗七星体系。
我们明白,所有地球上万物的生长都依赖于太阳。经过数十亿年的演化,植物已经发展出适应太阳回归周期的生长节律,即太阳回归年。古代人类通过观察植物的萌芽、生长、枯萎过程,以及能够产生可食用种子的野生植物的生命周期,还有果实的开花与结果期等自然现象,发现它们都与太阳的活动密切相关。鉴于当时尚未拥有文字记录的手段、复杂的数学知识,甚至十进制系统也未被发现,古人只能依赖于与季节同步的天文现象来探索自然。因此,在研究太阳回归周期的同时,古人也揭示了北斗七星运动规律与之相契合的奥秘。
古人发现不同朝向的斗柄对应不同的季节
北斗七星体系是一个极具特色的星系,其形状酷似一把勺子。它的运动规律是以北极星为原点的圆周视运动。上古人类“天为被,地为床,山为枕,月为灯”,躺在地上观星星。尽管生活条件艰苦,却为古人观察星象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随着对夜空的深入观察,人们逐渐意识到,尽管其他星体似乎在绕着北极星旋转,但北极星实际上并非静止不动。它之所以看起来静止,是因为地球自转轴的延长线几乎指向它,使得它相对于地球上的观察者几乎保持在同一位置。在历史的长河中,北极星的身份也并非永恒不变,而是随着地球自转轴的进动而发生变迁。由于它位于北方,古人便用它来指示方向。同时,他们发现北斗七星特别有趣,有天枢、天璇、天玑、天权、玉衡、开阳、摇光(瑶光)。其中,天枢、天璇、天玑、天权组成为斗身,古曰“魁”;玉衡、开阳、摇光组成为斗柄,古曰“杓”。杓子上的天枢、天璇两星连线指向北极星,形成一个七星绕着北极星旋转相对稳定的星系。
北斗七星的斗柄指向与季节变化密切相关:斗柄指向北方时,预示着冬季的来临;指向东方时,代表着春天的到来;指向南方时,意味着夏季的开始;而指向西方时,则标志着秋季的降临。正如古人所总结的谚语:“斗柄指东天下皆春,斗柄指南天下皆夏,斗柄指西天下皆秋,斗柄指北天夏皆冬。”年复一年,这一循环不断重复。直观上好像北斗星系是专为四季而来,其实这只是一个巧合中的巧合,浩瀚的宇宙星系之间基本处于相对稳定的结构,所以地球人每天同一个时间看天象都是一个固定的结构。因为地球有自转,所以我们看天象又是运动的,从变化中寻不变变得特别有意义,这就是北极星发现的意义。
北斗星斗柄的指向变化,映射出人类视角中的四季更迭。我们接下来将利用天文知识进行详细分析。在太阳系中,地球绕太阳公转的轨道平面被称为黄道面,它与地球赤道面存在一个23°26的交角。太阳与北极星之间的距离约为433光年,它们之间的连线几乎与地球自转轴线平行。因此,从我们的视角来看,无论地球位于黄道面的哪个位置,其自转轴似乎总是指向北极星。
北极星是相对稳定的星系,为什么我们在地球上能够感觉到这么丰富的变化呢?首先我们要讨论一下东西南北中这些概念,人类在地球上确定方位,白天主要依赖于观察日出和日落的位置确定东西,晚上依赖北极星确定南北,巧合的是东西南北方位在视角上是相互垂直的。
这种认知在我们生活的地球上不会出现歧义,对于庞大的地球表面而言,我们感知到的区域就是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一个点。然而,将这一认知拓展至浩瀚无垠的宇宙,便显露出诸多矛盾。例如,在黄昏时分,古人会认为太阳位于地球的西边;而在清晨,当太阳从东方升起时,古人又会感觉到太阳在东边。这种观察导致了古人认为太阳绕着地球旋转的视运动。事实上,仅仅是地球的一次自转,便足以造成我们如此这般的认知错觉。
从日出和日落现象分析,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这些方位都是基于地球与太阳连线的指向。同一个太阳、同一个地球,同一个相对位置,日出时我们认为太阳在东方,日落时我们认为太阳在西方。因此,我们日常所认知的东西方向,虽能标示周围环境,但在浩瀚的宇宙尺度下,这种方向感其实并不存在。
至于四季和斗柄朝向则更有意思。北斗七星和北极星本身是相对静止的状态,因为天枢星距离北极星的距离是地球距离太阳的2000万倍,从投影的视角,北极星和太阳重合,地球的黄道面一半的面积在北极星和天枢星之间,地球绕日公转就出现视角上的变化,直观认知北斗星的斗柄指向发生了变化。
斗柄朝向地球视角的东方
夏天斗柄朝向地球视角的南方
秋天斗柄朝向地球视角的西方
冬至斗柄朝向地球视角的北方
古人通过观察太阳回归的周期和北斗七星的指向,逐步精确地确定了四季的更迭。他们依据野生植物果实成熟的大致时节,规划迁徙路线。利用北极星来校准方向,确保部族能在恰当的时刻,抵达事先选定的区域,采摘到成熟的果实。
二、对定居生活的渴望,催生了历法的诞生。
万物生长靠太阳,几十亿年的进化,植物已经形成各自适应太阳回归周期的生长周期,这个周期就是太阳回归年。古人积累了丰富的天文知识和对野生植物生长周期的了解。一些明智的部落领袖开始思索:经过数十万年的迁徙,人类积累了丰富的天文和野生植物生长周期方面的知识,如果精准掌握太阳回归周期,就有可能准确掌握植物的生长周期,并能依据野生植物的生长周期进行有意识的驯化和种植,生产出足够多的粮食。或许这个设想能够改变古人迁徙的命运,从而实现从迁徙到定居生活的转变。这也许就是历法产生的动力源泉。
若要驯化农作物,必须建立一个以太阳回归周期为基准的时间计量体系。古人那时已经理解了太阳回归周期年的概念以及北斗七星体系中四季的概念。然而,这些概念相对模糊且精确度不足,显然,这种粗略的时间体系难以满足古人对农作物驯化的精确需求。因此,为了制定出精准的历法体系,必须在掌握上述天文现象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并确定年、月、日的独立参考体系。
古人缺乏现代科技的观测工具,无法持续追踪太阳天体的运动,因为这一运动极为缓慢,超出了人类直接感知的范畴。然而,他们注意到了一个引人入胜的现象:一年之中,地面上万物的影子变化惊人地一致,呈现出一个从增长到缩短,再从缩短到增长的周期性模式。基于此,古人推测通过测量日影的长短变化,可以揭示四季更迭的规律。长期的观测与记录让他们发现,日影长度在夏至时最短,冬至时最长,这一规律与四季更迭紧密相连。据此,他们将冬至定为一年的起始,并以北斗七星的斗柄指向北方作为标志。
尽管北斗七星能够象征四季,但与更为精确的历法体系相比,其精度显然不足以满足需求。昼夜交替界定了一日,古人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掌握了月亮盈亏的规律,但难以直接将其与农作物生长周期关联,因而纪日功能一度被忽视。
一旦把制定历法纳入日程,古人发现月相体系是首选。虽然月相变化虽然循一个固定的周期,周而复始,与太阳的回归周期不同,它本身对农作物的生长周期并无直接影响,但是它有一个比太阳回归周期更小的周期——30天循环周期。
此外,古人在观察天象时发现,北斗七星体系中斗柄的指向与月相周期有着惊人的对应关系。经历12个月相周期,古人发现刚好完成一个回归年周期,斗柄也相应的转了一圈。太阳的运行、北斗七星的位置以及月相的周期性变化,这些自然现象的巧合,构成了古人制定历法的三大基本要素——年、四季和月。
由于上古时期,古人尚未发明文字,也未发现十进制,因此历法的制定只能依赖于圭表和天文现象。接下来就是寻找与一天相对应的天文现象。
尽管古人已认识到月相周期约30天的盈亏规律,然而月相变化循序渐进,难以与具体日期1至30号精确对应。主要的原因是相邻月相的盈亏变化不大,很难区别。但是30日月相里面也有特别好区别的四个月相:望月通常出现在每月的第15天,上弦月在初八,下弦月则在二十三。朔月对应的是看不见的月相,这四个特殊的月相相对容易辨识。其他月相如果和望月、上弦月、下弦月、朔月则四个月相综合分析,可以根据其大小和变化趋势分为四个主要阶段:新月(0——1/2)、盈月(1/2——1)、亏月(1——1/2)和残月(1/2——0),这些阶段分别代表了月相周期的不同变化。通过这种方式,一个月被划分为8个时间段,有效地解决了30天周期难以操作的问题。
为了使用上的方便,古人便把这8个月相图用4个阴阳爻符号来表达,以对应当下流行的结绳记事技能,这就开启了数字符号卦的先河,形成依次递减的年月及更小的时间段纪日体系。形成古代早期历法的雏形——四爻八符卦纪日体系。这一体系在小国寡民、结绳记事的远古时代得到了广泛应用,时间跨度约为公元前8000年至5500年。
三、文献资料中的小国寡民时代。
《道德经》第八十章:“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中提到“小国寡民”的概念,自伏羲起,历经黄帝、帝喾、颛顼、尧、舜、禹,直至启所建立的夏朝,这些“王不过千里”的国家构成了一个被称为“群星璀璨”的时代。
“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这一古老理念,蕴含着极为深刻的道理。我们了解到,在远古时期,古人过着迁徙的生活,而到了老子所描述的时代,社会已经转变为定居文明。这一转变的原因在于,古人此时已经能够制定历法,掌握农时,并成功驯化了农作物。利用广袤的土地可以生产出基本生存的粮食,也就没有迁徙的必要。农业也渐渐成为部族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因此部族领袖为了防止族人迁徙,制定了严格的法律,对擅自离开的族人施以重罚。通过这种方式,使族人对制度产生敬畏,珍视生命,从而不敢远离家乡,安心从事农业生产。
另外“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的局限性很大,我们还知道,一个国家的规模与其治理能力紧密相关,政令的传播范围是治理能力的重要指标。当时,由于信息的载体仅限于结绳,且交通工具仅为步行,因此信息传递的范围受到了极大的限制。政治影响力不可能无限大。
在《周易》易学体系内,《乾卦》为众卦之首,《坤卦》居第二,两卦都采用了“用九”和“用六”组成的7爻独特爻辞,而其余的62卦仅由六爻构成,未包含“用九”和“用六”。这两卦与其余卦象存在显著差异,易学界将其称为七爻卦,其结构由上四爻与下三爻组成。上四爻代表由四个符号构成的八卦体系,就是来自四爻八卦体系,而下三爻则对应三爻六卦体系。普遍的解释认为,《易经》的编纂者在创作《乾卦》和《坤卦》时,已经认识到早期存在四爻八符卦体系的存在,并因此将这一信息以四爻在上、三爻在下的形式嵌入到这两卦之中。
丰富的考古资料揭示,历法的发现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模式,促使人们从游牧生活转向定居生活,进而动摇了社会结构,实现了从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的过渡。例如,彭头山文化的历法,通过立杆测影准确记录太阳运动规律,为农业生产提供了重要指导,促进了农业的高效运作。正如英国考古学家约翰·卢伯克所言,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新石器时代宛如初升的朝阳,引领着人类从蒙昧步入智慧,从野蛮迈向文明的广阔天地。这一时代大约始于一万年前,结束时间介于距今5000年至4000年之间,在地质年代上已经属于全新世,标志着旧石器时代的尾声,并以磨制石器的使用为显著特征。
新石器时代最显著的变革无疑是农业的诞生,这一变革最早可追溯至约1.2万至1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标志着人类从游牧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转变为永久定居和耕作。考古学的发现揭示了中国河姆渡文化遗址(距今约7000年前)出土的大量稻谷遗迹,这有力地证明了当时的人们已经掌握了水稻种植技术。河姆渡遗址的发现首次为稻作农业“中国起源说”提供了实证,并为研究农业、畜牧、建筑、编织、艺术以及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发展进程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据统计,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稻谷堆积层最厚处超过1米,换算成稻谷的重量大约为120吨,这充分展示了当时水稻种植的规模。半坡遗址(距今约6000至6700年)出土了大量粟粒和粟壳遗存,揭示了北方地区粟作农业的繁荣。这一发现不仅证实了粟在当时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性,也反映了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时期农业技术的先进性。
农业的诞生为人类带来了稳定的食物供应,结束了四处寻找食物的迁徙生活,人们开始定居下来,形成了早期的村落社会。定居生活不仅为社会进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还让人们有更多闲暇时间搞发明、学习其他技能,从而推动了社会分工的形成和文化的兴盛。随着农业生产的不断进步,一些人得以从食物生产中解放出来,转而专注于手工业生产,如陶器制作、纺织等,这进一步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多元化发展。
四、三爻六卦体系是大道至简的需求。
在结绳记事的时代,用结绳的方法来记载和传递信息极大地改变了古人的生活方式。然而,由于八卦符号众多,结绳记事变得相当繁琐,给部族间的交流带来了诸多不便。为应对日益复杂的交流活动,从追求简洁的哲学出发,古人迫切需要一个更为简便的交流符号系统。因此,他们再次借鉴了月相图的概念,在四爻八卦体系的基础上,提出了使用三爻符号卦的构想,这便是三爻六卦体系的起源,形成的六卦为:乾坤、震巺、艮兑六卦。
五、史料证明三爻六卦体系不但存在而且应用也很广泛。
一、刘林鹰老师在2000年发表的《商周数字卦之用六象筮法考》论文中,通过大量考古数据揭示了商周时期六卦体系的存在,该体系包括乾坤、震巽、艮兑等六卦,为三爻六卦体系提供了有力证据。
二、十月历历法体系是六卦理论应用的一个实例。
六卦理论所对应的历法体系为十月历,与彝族太阳历相似,一年被划分为10个小月,依次为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月,每月36天,对应36个子息卦,总计360天。此外,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五组天干依次循环,每组结束后的月份额外增加1天,确保全年天数达到365天,构成了古代著名的十月历法体系,亦称五行历法或五月历等。
十月历法计时体系最早的记录是《礼记·月令》:春月,其日甲乙;夏月,其日丙丁;中央土,其日戊己;秋月,其日庚辛;冬月,其日壬癸。因为没有详细文献参考,只局限于我们知道有这么一个纪日法。从这个体系中,我们了解到,将月分成5个部分,分别是春月、夏月、土月、秋月、冬月。对应的算法体系就是5个73天,合计为365天。
在《吕氏春秋》中,亦有对类似一年五个月的历法体系的简要记载,这揭示了古代曾有相当长一段时间采用五月历法的历史事实。
三、《管子·五行论》是历法、政令、物候、气候的四合一体系
《管子·五行论》与《礼记·月令》《吕氏春秋》相比,《管子·五行》篇详细记载了一年被分为五个阶段的历法体系,每个阶段以木、火、土、金、水五行命名,分别对应七十二日,并详细描述了每个阶段的起始日和相关活动。
睹甲子木行御,天子出令,命左右士师内御……七十二日而毕。
睹丙子火行御,天子出令,命行人内御,令掘沟浍(hui),津旧涂,发藏,任君赐赏……七十二日而毕。
睹戊子土行御,天子出令,命左右司徒内御。不诛不贞,农事为敬……七十二日而毕。
睹庚子金行御,天子出令,命祝宗选禽兽之禁,五谷之先熟者,而荐之祖庙与五祀,鬼神飨其气焉,君子食其味焉……七十二日而毕。
睹壬子水行御,天子出令,命左右使人内御。其气足则发而止,其气不足则发撊(xian)渎(du)盗贼……七十二日而毕。
这是最为翔实的数字十月历。甲子日、丙子日、戊子日、庚子日、壬子日,这些特定的时间单位标志着时间的交接。六卦理论中的纪月法采用的是天干纪月法,该方法使用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这十个天干。我们前期已经分享了六卦的交接顺序,即12卦轮流值日,完成一个周期。在纪日方面,36卦阴阳循环两周,构成一个周期,共计72天。因此,10天干被分为五组,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各主72天,最后加上一个交接日,总计73天。一年总共有365天。
后世学者在解释时,由于对六卦纪月法的不了解,错误地用六十甲子的纪日法来解释五行中72天周期的起始日,导致了表达上的不准确。经过深入阅读本文,我们了解到古代的历法是综合性的,包括时间的计算、物候和气候的观察以及政令的发布,其内容相当广泛。这与现今广泛采用的历法体系有着显著的差异。
四、关于《夏小正》这一古籍,目前尚存争议,是否属于六卦中的72日纪日法。原因在于11月和12月的描述与前10个月的记载存在差异,导致了理解上的歧义。
据《史记》记载,孔子在杞国寻访周礼时意外发现了《夏小正》。然而,现今流传的《夏小正》版本中,虽包含十二个月的记录,但前十个月详细记录了星象、气候及物候变化,而后两个月则缺乏此类记载,故而引人猜测是否为后人增补。后来的研究者在对《夏小正》进行校勘时,提出了《夏小正》实际上是十月历的观点,我认为这一说法颇具说服力。最明显的证据在于北斗七星的运行路径。由于北斗七星匀速运转,正月时斗柄指向北方,而六月时则转而指向南方。这意味着五个月的时间内,斗柄已经运行了半个天穹,因此在十个月内就能完成整个周期。基于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夏小正》反映的是一个十月历体系,而十一月和十二月很可能是后来添加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夏小正》中所记录的十月历体现了六卦在月份纪日上的应用。
六、关于《连山》《归藏》体系的思考
5000年的文明史,除去正史,易学占据了非常大的体量。易学的发展也从早期的《连山》《归藏》体系逐渐演变到《周易》体系。由于时代久远,加之周朝政治势力的影响,到了春秋战国时代,《连山》与《归藏》几乎被历史所遗忘。因为生产条件落后,备受推崇的《周易》也成了稀缺书籍。“假吾数年,五十而学易,可以无大过也!”孔子之言,诚然有理。回顾中国历法之演变历程,若从需求视角剖析,吾以为《连山》《归藏》虽属哲学范畴,但其体系相对较小,极可能对应于特定的历法体系。从纪日法分析,《归藏》对应的是4爻八卦体系的历法体系,《连山》对应的体系非常有可能是六卦纪日历法体系。(作者/青山)